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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延安时期 总结宝贵经验 推进“五个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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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6-24 来源: 延安文明网

  ——陕西省社科院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研讨会发言摘登

  

  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党的95岁华诞之际,6月21日,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研讨会,对党在延安时期的光辉历程及局部社会治理实践经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全方位的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13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着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陕西时指出,“五个扎实”推进和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这对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延安时期党的执政思想和经验指明了方向。这些探讨与研究成果,对于今日中国的深化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从严治党、建设法治国家等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现将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刊登,以飨读者。

  延安时期党的社会治理特点

  省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 任宗哲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始,就把改造社会、创新社会、为人民谋福利作为奋斗目标,并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华北解放区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建设实践。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权,是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局部执政时间最长、施政方式最民主、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最高、治理效果最为显著的红色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据地和试验田,“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十分必要。延安时期,党的社会治理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为社会治理凝聚精神力量。社会治理需要政府、社会及民众多元参与,在协商互动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以多种方式激发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曾任毛泽东俄文翻译的师哲回忆说,毛泽东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发自内心,没有任何矫揉造作,可谓返璞归真。杨家岭沟口住着一杨姓贫农,他家的窑洞只有门、没有窗,一做饭,满屋都是烟,慢慢的,墙壁都变成了黑色。杨家人看见主席走过,经常会打招呼,主席也亲切地向他们问长问短,有时候还到屋前站站。正是源于对人民群众的尊重、信任,毛泽东等党的一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通过总结反思与推广,不断改进边区的社会治理。1941年,延安中区五乡在征粮工作中为了实现公平合理、减少各种纷争,通过民选方式组织了征粮委员会,在27名征粮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李国章等7人,其余委员由富有者、绅士、贫农等组成,均系非党人士。通过征粮委员会精确的调查统计,全乡不仅提前完成了征粮任务,人民也认为公粮出的公平。由于“征粮委员会”的做法是人民群众的创造,又符合党中央提出的“三三制”政权政策,边区中央局即时研究了中区五乡征粮委员会组织的经验,号召全边区各地普遍推广运用,结果,在其他地方也都收到很好的效果。

  二是全力推动民生发展,为社会治理夯实物质基础。陕甘宁边区地处黄土高原,经济社会条件恶劣,物质生活极度匮乏,人民生活困顿。中共中央抵达延安后,为了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中央及时决定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展开后,边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被激发出来,产生了一大批劳动英雄。1944年8月,毛泽东在同劳动英雄吴满有交谈时提出,陕甘宁边区的农村要在几年里做到:每家余一年粮,拴一犋牛,扶育一百棵树,建一个厕所,掏一口井,每人还要识一千个字,而且每乡要有一个合作社,一个铁匠炉,一个民办小学,一个医务所,一个秧歌队,大家都要过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生活。这些社会建设的目标,均指向最基层的贫苦农民,指向民生的改善,为优化社会建设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

  三是从社会公正出发,为社会治理构筑制度保障。真正治理着社会、能够有效形成社会服从的,是“社会公正”。这种多重组织形态和实践样式的维护机制,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延安时期体现广大人民利益的、内涵“公道”品质的法制体系,促进了“社会公正”机制的形成。1941年,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毛泽东亲自改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了“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对抗日军人家属,“彻底实施优抗条例”,使其得到物质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加强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的耕牛农具等困难;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的私有土地制,同时也保证地主的合法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实行男女平等,建立民族平等。在“纲领”指导下,边区制定各项法律制度,着力实现社会公正。

  延安时期促进社会公正的法制建设,还体现在对受灾区域及民众的制度性救助中。1940年,边区政府颁布《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1942年,公布《优待移民实施办法》;1943年,制定《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这些政策条例着眼于战时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平衡了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的矛盾冲突,实现了社会公正。为应对持续发生的自然灾害,边区于1940年发出“关于赈济工作的决定”,要求除了政府拨款,亦要发动群众进行互相调剂;1941年,边区民政厅为赈济灾民发出指示信,以赈济粮款、以工代赈、解决农具等方式,组织灾民扩大生产、互助调剂。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一系列政策法令,都是以制度方式保障社会公正,为社会和谐与“善治”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是思想建党,从严治党,为社会治理优化政治生态。延安时期,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中国素有“以吏为师”、“上以风化下”的文化传统,政府官吏及社会精英人士的精神风貌,很大程度地影响和带动着社会风气。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思想建党,从严治党,抗战初期就重申了《惩治贪污条例》,严禁贪污浪费等腐化行为。1941年的“施政纲领”更明确指出: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的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延安十三年中共局部执政时期,不仅涌现出张思德等一大批大公无私的先进人物,无数党员干部更成为带动社会和谐进步的核心,通过他们身体力行的示范,有效地突破了乡土社会偏重地缘、亲缘的关系羁绊,建立起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关系,既树立了党员干部的正面形象,优化了党群关系,也促进了良善社会风貌的形成。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局部执政实践,不仅创造性地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且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党内与党外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边区内部与外部之间,成功地构建起了民主平等、和谐公正的社会氛围,且以政治清明、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著称于世。中国共产党因此也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在这里成长壮大,继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重视民众自我管理仍具现实意义

  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 李路

  延安时期高度重视以改善民生、移风易俗、启迪民智、凝心聚力为主要目的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改造工作,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高度重视基层社会民众广泛参与社会管理。延安时期,颁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了抗日民主政权建立的原则,规定了人民享有民族平等、政治自由、财产权、生存权等基本权利。以此为基础在边区建立的“三三制”民主政权,为调节抗战时期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关系,确立和谐社会关系打下了组织基础。

  二是组织民众进行社会教育来改造社会面貌。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边区尤其重视发展以扫盲普及文化知识为主的社会教育。在面对成年人为主的扫盲教育中,提出“明理第一、识字第二”,并在民众中倡导确立民族革命、抗日救亡意识和社会意识。边区政府在各地普遍建立冬学、夜校、半日校、识字班等社会教育组织,以经常性地有组织地对民众进行文化思想教育。在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边区政府的教育支出一度占到边区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通过社会教育,理想信念深入人心,激发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觉悟。边区乡村社会许多愚昧落后的旧习俗被革除,新的社会风气悄然形成。

  三是建立各种群团组织将社会各群体组织起来。组织群众是共产党的一贯工作方针。在陕甘宁边区,各类群众团体达25个之多。在组织化方针下,边区民众很快被纳入到各种组织中去。这些群众组织使新政权能够扎根、成长,从而为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动力。

  今天的现实社会与延安时代相比,虽然已有了很多的变化,但中国社会管理要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治理的转变,依然有一脉相承的规律可循。从延安时期社会管理中重视组织民众自我管理、社会大力协同中汲取经验,依然有着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延安时期法治思想的当代价值

  省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 刘源

  “法治的人民性”是延安时期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核心和法制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对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的法治回应,更是对未来国家政权性质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法治回答。

  一、尊重和保障人民权利是法治的根基。延安时期,从宪法规范的高度确立并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强调政府权力服务于人民权利。《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自治宪法草案(修正稿)》将“人民之权利义务”一章放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一章之前,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每部宪法都专门规定有公民基本权利,所涉及条款逐步增加,内容更加充实。

  二、注重对人民基本权利的现实法治保障。延安时期注重对人民基本权利的现实法治保障,如采取了若干富有特色且方便选民的投票方式,以保障人民选举权的实现;加强了对人民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及政府相关之义务的规定;对公民迁徙自由权也有宪法规定,等等。这些思想和做法,对当今我国选举制度等的完善都有重要价值。

  三、坚持司法为民便民原则。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司法机关采取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审判方式,经常根据不同的案件,采取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如就地审讯、巡回审判、人民陪审制度等,这些做法对当前创新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完善司法制度,都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认识社会的方法论及其启示

  省社科院政治与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员 韩伟

  延安时期,中共系统地总结了早期对社会性质认识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论断,后又提出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为不同时期革命策略的选择、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指导。中国的社会在不断发展变迁,但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性质的方法、经验仍然值得总结。首要的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唯物辩证法认识社会,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析社会,再通过翔实的社会调查,得出正确的结论。延安时期,中共对社会性质的认识服务于政治决策,特别是社会政策的制定最终都指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社会性质的科学认识,有效地促进了革命的发展,为社会治理奠定了基础。

  当今,中国社会仍处于剧烈的变革中,乡村社会问题凸显,城市化进程曲折,都需要有适宜的政策与制度。而适宜的政策与制度,必须建立在准确认识社会的基础上。尽管社会在不断变化,但文化、思维等社会的深层因素仍在延续,如宗族制度、儒家思想等因素或多或少的存在,使得中国社会富有“弹性”,变迁中又有回复和再生。无论是推动社会变革,还是实现更优的社会治理,都需要更真切地认识当下社会的实际情形,才有可能找寻出适宜中国社会的进步之路。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准确地认识社会。延安时期,共产党人认识社会性质的历史过程,其重要价值不容忽视。

  延安时期党的社会治理经验 

  省社科院研究员 李忠全

  延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解放战争的总后方,陕甘宁边区又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在党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模范示范区。陕甘宁边区在当时为什么会建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缩影呢?其根本经验有以下几点:

  一、从严治党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共产党是新民主主义的领导者,要能够治理好社会,首先是搞好自身建设。延安时期,从严治党已经取得成功经验。首先是思想建党,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和党性教育,保持党的先进性、高尚性和纯洁性。其次是制度建设,如“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严治罪”等。还有组织建设和廉政建设,都是从严治党的举措。正是因为注重了从严治党,才保证了社会治理的有序进行。

  二、综合整治是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延安时期,党政军民学、群众团体等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行全方位综合整治。这一时期,政治上实现了最广泛的民主,经济上基本排除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因素,文化上是人民大众与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由于长期坚持对社会环境整治,改造民间陋俗,很快出现了新的气象。

  三、改变民生、面向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在边区,社会风气好转之后,治理的关键就变成如何改善民生、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准,让大家都过上丰衣足食、快乐幸福的生活。在大生产运动之后,边区人民虽说已经做到了自给自足、丰衣足食,但是,为在更大范围内发展生产、防止荒年,边区又开展了劳模运动、十一运动和乡村自治。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建设的新阶段》中指出,今后三年的建设任务,首先是发展经济,这是一切建设的根本;其次是发展文化建设,这是一切建设的重要条件;再次是在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扬人民政治民主,其中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乡村自治。从上述活动的开展可看出,边区社会治理的重点一直放在基层。

  乡村教育:边区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

  延安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杨伟宏

  一、边区的社会治理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局部执政,乡村建设成为其重要任务之一。1941年4月,边区辖27县、179区、1065乡、6703个行政村,人口达20.2万户、135.2万人;1946年4月,边区辖33县、216区、1254乡、4852行政村、1.873万个自然村,人口达31.3万户、159.5万人。从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出:陕甘宁边区除了中央机关和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军队系统、学校系统及外来的革命青年外,主体属于乡村人。因此,边区的社会治理当以乡村为重点,走的是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二、乡村教育是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针对边区政府成立前的陕甘宁边区社会状况,时任秘书长李维汉描述说:“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作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地方,这种社会状况显然是必须改变的。事实上,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社会进行了一场系统的改造和治理。这场治理以教育为突破口,教育内容涵盖民主法治、民族政策、文化学习、医疗卫生、婚姻家庭、妇幼保健、移风易俗等,是一场系统的社会治理工程。

  三、社会治理的成功典范。这场教育把乡村教育和乡村改造、乡村治理有效结合起来,以人的改造为根本,使边区群众普遍而系统地接受了一次文化教育、民族意识教育和生产生活科学常识教育洗礼。这场教育不仅提高了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唤起了边区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意识,更是对边区乡村社会实行了改造,成功实现了“十没有”,是乡村建设的典范。黄炎培先生和许多外国记者都盛赞了边区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的良好,与国统区形成了鲜明对照,是一个文明、民主、纯净的新社会。

  社会治理基本逻辑:从善政达到善治  

  省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唐震

  纵观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政权建设和社会治理,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就是从善政达到善治。

  治理思想向善向好。一是思想要站在多数人一边。毛泽东在1941年指出,中国社会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二是思想要抓住社会根本。1945年毛泽东又说,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所谓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务问题,如果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会处理不当,就会碰壁。三是思想要切近老百姓生活。林伯渠下乡调查后撰文指出,现在问题是具体的,老百姓和你讨论农贷、牛瘟、制纺车、合股买牲口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事情,用过去的作风应付不了,必须切切实实去做。

  治理结构向善向好。延安时期,党十分注意沿着科学合理的权责关系建构社会治理结构,让多元主体共同发声。一是在最高权力结构中培育多元主体,如“三三制”中各方权利的表达机制;二是在社会动员中发挥精英作用,如各行各业劳动英雄劳动模范的作用;三是在科层关系中注重平等的抚慰和激励,如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气象和作风。

  治理方法向善向好。延安时期的社会治理实践充分注意了方法的精细化。针对边区愚昧落后文盲众多的情况,党既按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又严格顾及民众政治权利的充分表达,采取了当场投票开票、当场宣布选举结果的办法,如背着带锁加封的箱子串乡挨护投票法、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子法、烙票法、举手法,等等,努力使政权建设和治理方法科学化。

  治理政策向善向好。注意政策的公平性和人民性。林伯渠在调研时发现,人民并不怕税负重,而是怕不公平。只要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政策贴近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使之建立在公平合理的治理原则之上,善治的目标就会达到。

  延安时期的社会组织建设实践

  西安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 程平安

  社会治理对延安时期的中共而言,是一个近乎全新的课题和考验。社会组织建设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延安时期,社会组织经历了独特的发展历程,各类社会组织在组织形式、活动内容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在发展过程中又展现出不同特点:

  一、政策为社会组织建设提供了“工作之准绳”。抗日战争时期是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关系最复杂的时期,协调、满足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和利益需求,是构建边区和谐社会的基础。制定适宜的政策,是建立和健全社会组织的基础,诸如《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组织纲要》等政纲、文件的出台,保障了社会组织的良好运行。

  二、延安时期党的社会组织建设实践。延安时期,党的相关工作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共动员、领导和组织各种力量的非凡能力。一是协调成立相关团体;二是促进国共两党合作;三是创办多类型、多层次学校;四是发展群众文化团体;五是全面有力的行政领导。

  三、延安时期社会组织建设的启示。延安时期,社会组织建设由于发展理念、制度建设、政策设计、监督机制及自身因素等原因,还非常不成熟。但是,它作为探索,还是留下了许多经验和启示。首先,建立和谐社会组织的基础,是民主政权建设与民众经过政治动员后的积极参与热情。其次,民众的一般性教育和民众的有效动员要有机结合。第三,努力改善民生,调整各方经济利益关系,是建立和谐社会组织的关键。第四,良好的政府公信力,是建立和谐社会组织的“无形资产”。

  历史传统对延安文化治理的影响

  省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王晓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一直在积极探索治理国家的正确道路,从以德治国观念到以法治国观念再到文化治理观念,越来越注重紧密结合自己的历史实践,发掘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延安时期,文化治理就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当代中国文化治理与延安精神的渊源。中共党史代表先进方向,中国国史代表优秀传承,这种叠加作用主要形成于延安时期。延安时期是党史和国史的重要交汇点,构建出优秀的历史传承与先进的革命方向相结合的延安精神,表现为具有指导意义的延安文化治理形态,说明了延安历史时期的典型性和核心性。

  二、延安历史文化与延安新文化的关系。延安历史文化主要包括边塞文化、军营文化、垦荒文化、移民文化;延安新文化则主要包括红色文化以及后来的知青文化。延安文化治理表现为延安历史文化与延安新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延安新文化首先是继承了延安的历史文化,其次是改进了延安的历史文化。

  三、延安历史传统对延安文化治理的影响。延安自古以来就是边陲重镇,秦朝蒙恬、汉朝李广、北宋范仲淹都在此驻军。在这种环境下,延安人民艰苦求生、自强不息,逐渐形成边塞文化、军屯文化、垦荒文化和移民文化。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当地的社会治理与文化治理成功结合,加之充分利用了延安的历史传统积淀,为随后的大生产运动奠定了基础。随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延安文化变得更加包容开放,也显现出其在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的经验与重要意义

  省社科院文化产业与现代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杨梦丹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实践中所凝聚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实现社会治理的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多方参与,形成社会共同治理的强大合力,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石。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构建了党支部、基层政权及乡村民众组织相结合的立体结构治理体系,且发挥了三者所构筑的整体合力。

  二、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安定有序和谐的社会,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福利、政治权利和文化享受,构建了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模式。

  三、坚持依法治理,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延安时期,从具有宪法作用的《施政纲领》,到各村的《村规民约》,形成了一整套法规体系。发布了保障人权、财权的条例,依法保障一切抗日人民之人权、财权,实行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制定了严惩违法党政官员的法律制度等。

  延安时期的社会治理创新经验,对我国当前的社会治理仍具有借鉴意义。如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用法治思维方式谋划社会治理、破解治理难题,使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陕西日报)

主管单位:中共延安市委宣传部

主办单位:延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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